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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其驤  張修桂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02期
《江西水利科技》1984年04期
    鄱陽湖位于江西北部、長江九江河段的南岸,洪水期面積3841平方公里,容積260億立方米,是目前我國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陽湖是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集水湖盆,自西向東接納修水、贛江、撫河、信江和鄱江等水,由湖口注入長江,多年平均徑流量達1433億立方米。根據(jù)湖盆地貌形態(tài)和歷史演變情況,以老爺嶺、楊家山之間的嬰子口為界,鄱陽湖可分為鄱陽北湖和鄱陽南湖兩部分(圖一)。從歷史文獻、考古遺址、衛(wèi)星象片和新構(gòu)造運動情況的綜合分析中可以看出,歷史時期的鄱陽湖,曾經(jīng)歷著滄桑巨變。
一、河網(wǎng)交錯的,都阿平原。
    鄱陽湖的演變和洞庭湖的演變相比較,無論是在更新世或全新世,都真有明顯的同步性質(zhì)①。鄱陽湖地區(qū)在上更新世也因普遍陸升而呈現(xiàn)一片河網(wǎng)交錯的平原地貌景觀。在沉積物上僅形成下蜀黃土沉積與河流泛溢層,沒有大面積連續(xù)性的湖相沉積層發(fā)現(xiàn)②。全新世以來,湖區(qū)地貌形態(tài)繼承上更新世河網(wǎng)平原景觀的特點,因此為湖區(qū)的生產(chǎn)活動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臺。
    到封建社會早期,由于勞動人民辛勤開發(fā)的結(jié)果,河網(wǎng)交錯的平原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已具相當規(guī)模,所以早在西漢時代就在平原中部、今鄱陽湖中心地區(qū)設(shè)置鄡陽縣,屬豫章郡管轄。
確定鄡陽縣城的具體位置,分析鄡陽縣的轄境,對于認識全新世以來,特別是歷史時期鄱陽地區(qū)仍然繼承上更新世河網(wǎng)交錯的平原地貌,是很有意義的。
    《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轄有鄡陽縣?！短藉居钣洝佛堉蒇蛾柨h載：“廢鄡陽縣在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陽記云:“漢高帝六年(前201年)置,宋永初二年(421年)廢。”清同治《都昌縣志》古跡:“古鄡陽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今城址猶存。”1960年江西省博物館在鄱陽湖中的四山(即四望山)發(fā)現(xiàn)漢代古城址及漢墓群,其位置與史書記載完全吻合,此古城無疑即漢代鄡陽縣城。值得注意的是:偌大的一個縣城,在今浩渺無涯的鄱陽湖中孤島上發(fā)現(xiàn)；并且在每年洪水季節(jié)來臨時,古城即被淹于波濤之中。顯然,在交通工具尚不發(fā)達的封建社會早期,縣治一般是不可能設(shè)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之中的。這就很清楚地說明:在五世紀二十年代鄡陽縣撤銷以前,今天鄱陽湖的廣大水體尚未形成。
    鄡陽設(shè)縣前后,在其周圍有彭澤、鄱陽、?；枞h。?；璩踔尾爻?故址在今鄱陽南湖西南岸游塘村③,后徙今永修西北艾城, 可見?；钖|部轄境,至少可達今鄱陽南湖西南岸一線。漢鄱陽縣治在今縣東北古縣渡。《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載:鄱陽縣的“武陽鄉(xiāng)右十余里有黃金采。”據(jù)《水經(jīng), 贛水注》、《史記·東越列傳·索隱》記載: 武陽鄉(xiāng)、黃金采當分別在今康山東西兩側(cè)的鄱陽湖中。因此,漢代鄱陽縣的西境,無疑已越過康山與今波陽縣西界相當,大致以磯山一長山一線為界。漢彭澤縣治在今湖口縣東15 公里?！稘h書·地理志》豫章郡艾:“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今贛江)。”根據(jù)嬰子口以南的地貌形態(tài)和河流的水文特性分析:贛、修的匯合口不可能越過嬰子口,只能在今都昌縣治以西一帶相會。因此,漢代彭澤縣南界可達今都昌縣治一帶?！对涂たh志》江州都昌縣下說,“本漢彭澤縣地”,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如此,設(shè)立在四山的鄡陽縣,其轄境恰好局限在今磯山一長山一線以西的鄱陽南湖中。如果當時鄡陽境內(nèi), 不是田園吁陌的沃野,而是像今夭那樣一片汪洋巨浸,那就失去了設(shè)縣的意義。無疑,鄡陽設(shè)縣前后,今日浩渺的鄱陽南湖尚未形成,當時的地貌形態(tài)應(yīng)當屬贛江下游水系的沖積平原。雖然鄡陽縣的轄境和豫章郡所轄各縣的轄境相比,實在顯得太小,但因它的地勢平坦,沖積土壤肥沃,隨著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在這富饒的平原中部設(shè)縣,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鄡陽設(shè)縣二百年后的王莽時代,當改豫章郡名為九江時,把鄡陽更名日豫章,以郡名縣,就顯示鄡陽在豫章郡中地位的重要。因此,我們稱此平原為鄡陽平原(圖二)。

    此外,史書關(guān)于鄡陽平原上河網(wǎng)交錯的地貌景觀的詳細記述,也為論證鄡陽平原的客觀存在提供了充分證據(jù)。
    綜合《漢書·地理志》和《水經(jīng)注》等史籍的記載,漢魏六朝時期,鄡陽平原上河網(wǎng)交錯的地貌景觀很是典型。當時,贛江在南昌縣南匯合盱水(今撫河)和蜀水(今錦江)之后,東北經(jīng)昌邑城東合繚水主流④(今馮水)即進入鄡陽縣境內(nèi)；余水(今信江) 經(jīng)余干縣又西北至鄡陽縣城附近入贛江,鄱水(今鄱江)經(jīng)波陽縣南、武陽鄉(xiāng)北,又西注贛江⑤ ,繚水支流復自修水分出,東北流至鄔陽西北入贛江。贛江在鄡陽縣城附近匯合余水、鄱水和繚水支流之后,又西北出松門,至今都昌城西合修水。至此,贛江“總納十川,同溱一瀆”⑥,北出嬰子口,始注入當時的彭蠡澤、今天的鄱陽北湖。公元五世紀以前鄱陽南湖尚未形成,鄡陽縣城才能成為河網(wǎng)交匯的中心。
    順便指出, 贛江下游和撫河下游從史前進入封建社會早期, 其主私道在贛、撫聯(lián)合沖積平原上具有明顯的變遷。位于康山附近的武陽鄉(xiāng)黃金采, 是秦漢之際采淘沙金的場所。金沙當來源于大庾嶺、武夷山的古老花崗巖,經(jīng)風化由贛江、撫河搬運堆積而成。又據(jù)《史記·東越列傳》,漢武帝平東越前, 漢與東越邊界上尚有白沙、武林兩個防守要隘?！端麟[》謂:“今豫章(南昌)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 今當閩越入京道。”《太平寰宇記》饒州鄱陽縣:“白沙在縣西,水路一百二十里,沙白如雪,因以為名。”據(jù)此,白沙當在今鄱陽湖中南山以北一帶,白沙的來源也應(yīng)當是贛、撫兩河搬運石英砂在平原地區(qū)沉積的產(chǎn)物。由此可見,史前贛江和撫河下游的主泓道,當流經(jīng)康山至南山,而后才從四山出松門。其后,贛、撫下游均向西擺動。至秦漢時代,贛江下游已遠離康山,從南昌經(jīng)昌邑出鄡陽；而撫河主泓則改道南昌之南入贛江,原先撫河下游變?yōu)殂獾?但因它流經(jīng)漢代鄱陽縣的武陽鄉(xiāng),所以后來撫河下游的這一河段又有武陽水之稱。
    綜上所述,今天汪洋浩渺的鄱陽南湖,在公元五世紀以前,是一片河網(wǎng)交錯、田園阡陌、水路交通發(fā)達的平原地貌景觀,不存在大面積的湖泊水體。所以《漢書· 地理志》豫章郡的彭蠡澤,不載于鄡陽縣下,道理是很清楚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二、九江潴匯的彭蠡古澤
    過去人們總認為,今天的鄱陽湖就是古代的彭蠡澤。根據(jù)上面的分析, 我們認為,這一傳統(tǒng)概念顯然是很不確切的。今天的鄱陽湖,在歷史時期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演變過程。早期的彭蠡古澤,無論其地理位置和形成原因,都和今天的鄱陽湖沒有任何關(guān)系；后期的彭蠡新澤,雖然與今天的鄱陽湖有關(guān)聯(lián),但也是逐步由小到大發(fā)展演變而成的。
    彭蠡古澤的形成與古長江在九江盆地的變遷有密切關(guān)系。更新世中期,長江出武穴之后,主泓流經(jīng)太白湖、龍感湖、下倉鋪至望江匯合從武穴南流入九江盆地南緣的長江汊道。更新世后期,長江主泓南移到目前長江河道上⑧。由于長江南移的結(jié)果,在江北遺留下一系列遺棄的古長江河段。這些河段,如果是按照自然演變趨勢,早應(yīng)消亡。但由于該先秦時期彭蠡澤示意圖地區(qū)處在下?lián)P子準地槽新構(gòu)造掀斜下陷帶,特別是全新世以來,掀斜下陷更為顯著,長江遺棄河段隨之擴展成湖,并和九江盆地南緣的寬闊的長江水面相合并,形成一個空前規(guī)模的大湖泊,這就是我國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貢》所記載的彭蠡澤(圖三)。

   當時,長江出武穴之后,擺脫兩岸山地約束,形成了一個以武穴為頂點,北至黃梅城關(guān),南至九江市區(qū)的巨大沖積扇,至中全新世,沖積扇的前緣。根據(jù)黃梅境內(nèi)龍感湖中新石器遺址的分布情況判斷,當在今鄂皖交界一線。在先秦時代,江漢合流出武穴后,滔滔江水在沖積扇上以分汊水系形式,東流至扇前洼地潴匯而成彭蠡澤,由于扇狀水系汊道眾多,《禹貢》概謂之“九江”。傳說禹疏九江,當是在分汊河道上加以疏導整治,使之通暢地匯注彭蠡澤,而不致在沖積扇上泛濫成災(zāi)。根據(jù)《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於匯”之文,當時九江分汊狀水系的主泓自沖積扇南緣流至今九江市后,以“東迤北”的方向匯注彭蠡澤,結(jié)合目前該地區(qū)的地貌形態(tài)分析,彭蠡澤的位置無疑在大江之北⑨,其具體范圍當包有今宿松、望江間的長江河段及其以北的龍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區(qū)。
    江北彭蠡古澤,曾經(jīng)是古代長江中下游水上交通的必經(jīng)之地,出土文物和史書均有明確的記載。安徽壽縣出土的戰(zhàn)國“鄂君啟節(jié)”,其中舟行水程之節(jié)銘文有“逾江,庚彭漲”。據(jù)譚其驤考釋:彭彈即彭澤,邑聚名,故址疑即今安徽望江縣,系因瀕臨江北彭蠡澤而得名⑩。漢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在《封禪書》中更明確的記載:公元前106年,武帝“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尋陽和樅陽,分別在今大江之北的湖北黃梅縣西南和安徽樅陽縣治。因此,武帝所“過彭蠡”,無疑還是戰(zhàn)國時期的江北彭蠡澤。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說,他自已曾“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他所記載的武帝的這一條舟行路線,應(yīng)該是可信的。但因彭蠡古澤是九江在長江遺棄河段上潴匯而成的,具有河流的條帶狀形態(tài)。它既可稱為湖澤,但也可以認為是長江的加寬河段。正因如此,先秦和漢初的許多典藉,記載到全國的著名澤藪, 除《禹貢》外,其余如《周禮·職方》、《呂覽·有始》、《爾雅·釋地》、《淮南·地形》等篇,都沒有提到這個彭蠡澤,顯然這些典籍是把彭蠡澤作為長江拓寬河段來處理的。
    但由于彭蠡古澤是長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潴匯而成的湖泊, 此因水下的新老河段之間脊線分明。當九江主泓在今九江市折向東北匯注彭蠡澤時,受贛江水流的頂托,其所挾帶的泥沙就在主泓北側(cè)的脊線上沉積下來,經(jīng)過不斷加積并和九江汊道帶來的泥沙相匯合,最后出露水面成自然堤, 就把彭蠡澤南緣的九江主泓道和彭蠡澤分離開來。在東漢班固根據(jù)西漢后期資料寫成的《漢書·地理志》里,原來在《禹貢》里東迤北會為彭蠡的九江水系,此時已“皆東合為大江”?。估計古彭蠡水域最后完成江湖分離的時間,當在漢武帝、司馬遷時代之后不過數(shù)十年,距今約二千年。其后,每年汛期長江泛濫,在自然堤外繼續(xù)沉積河漫灘相物質(zhì),從而促使彭蠡古澤進一步萎縮,最后只剩下若干不大的陂池和水流通道,江北彭蠡澤之名湮沒,代之而起的是著稱于六朝時代的雷池和雷水。今天的龍感湖、大官湖等就是在雷池和雷水的基礎(chǔ)上發(fā)育形成的。
三、鄱陽湖的形成與發(fā)展
    現(xiàn)代鄱陽湖地貌的顯著特征是:水體入侵河谷、階地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在條帶狀的鄱陽北湖,水面開闊,超過該地長江水面的一倍以上,顯系古贛江斷陷河谷近期沉溺而成；在其兩側(cè)存在的許多沉溺支谷也可引以為證。在形似倒立三角形的鄱陽南湖,其東北部、西北部、特別是南部, 也有許多因水體入侵河谷階地之間而形成的狹長的崗間湖泊,這些湖泊的床底都是由網(wǎng)紋紅土組成,其上只是在湖槽底部才有一層極薄的近代湖積物。?水體入侵河谷階地的事實證明:鄱陽湖地區(qū)近期構(gòu)造運動,具有強烈的下沉趨勢,這就為歷史時期鄱陽湖的形成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一) 鄱陽北湖的形成:
    在西漢后期,九江水系已“皆東合為大江”,原先九江水系所潴匯的江北彭蠡澤已和九江主泓道分離,面積日漸萎縮,蓄洪能力顯著下降,長江洪水過程隨之增大的結(jié)果,湖口斷陷的古贛江即在這種水文條件下逐步擴展成較大水城。其時《禹貢》彭蠡澤當已面目全非、無可認指,所以在《漢書·地理志》里,班固遂認指豫章郡彭澤縣西的湖口斷陷水域為“禹貢彭蠡澤”。
    顯然,湖口斷陷水域,不但不符合《禹貢》所載彭蠡澤的位置,也與漢武帝所“過彭蠡”的方位不合。班固認指實為附會《禹貢》彭蠡之說。然而這種附會又是易被后人接受的,因為彭蠡古澤既已消失,而湖口斷陷水域北連大江、與江水潴匯有關(guān),是這一帶唯一較大的水體。又由于漢以后學者一向崇信《漢書》,被視為權(quán)威著作,從此,江北彭蠡澤之名遂被遷用于江南的湖口斷陷水域,成為后來人所共知的新的彭蠡澤。
    前已述及,漢代修水至今都昌城西、嬰子口以南一帶始注入湖漢水(贛江)。因此,當時彭蠡新澤的南界,顯然不得超過嬰子口一線,湖區(qū)范圍與今天的鄱陽北湖大體相當。江南的這個彭蠡新澤,從形成以后至隋唐時代,歷時千年以上,范圍相當穩(wěn)定,始終局限在今鄱陽北湖地區(qū),未見向南擴展至鄡陽平原的任何記載。《水經(jīng)·廬山水注》引晉孫放廬山賦日:“尋陽郡(治所在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南有廬山,九江之鎮(zhèn)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此“彭蠡之澤”指鄱陽北湖當無可非議,晉釋慧遠《廬山紀略》:廬山鄉(xiāng)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可資為證。所謂“接平敞之原”,按孫放之意,又當在廬山之南,應(yīng)指當時存在的鄡陽平原的西北部、甚至整個鄡陽平原。這里平原遼闊,一望無際,堪稱“平敞之原”。楊守敬《水經(jīng)注疏》以為當指“廬山北至江一帶平地”,其方位顯然與孫放之不合,而且廬山北至江邊一帶,地勢是低丘起伏不斷,丘間平地狹窄,絕無“平敞之原”可言。至隋唐時代,《元和郡縣志》在江州下三次提及彭蠡湖,并明確指出江州轄下的都昌(治所在今縣東北衙門村)與潯陽(今九江市)兩縣分湖為界,而在洪州(治今南昌市)與饒州(治今波陽縣)之下,均不見彭蠡湖的記載(《通典》同)；再從白沙、武林和武陽亭在唐代仍作為閩越入京要道分析,鄡陽平原至隋唐時代仍然存在。這些材料說明:六朝隋唐時代鄱陽湖的范圍仍然局限在鄱陽北湖地區(qū),今日鄱陽南湖在當時尚未形成。
    由于嬰子口在唐代以前,是彭蠡澤與鄡陽平原的自然分界線,贛江在鄡陽平原上匯合諸水后在此注入彭蠡澤,因此嬰子口在古代也被稱為彭蠡湖口。位于嬰子口東側(cè)的左里,因地居險要,是古代戰(zhàn)爭的防守要地。晉義熙六年(410年)盧循欲退豫章,曾利用左里附近兩山挾束,江湖交匯其中的有利地勢,于水立柵,阻止劉裕的進攻⒀。杜佑在《通典》江州潯陽縣下明確指出:“宋武帝(劉裕)大破盧循于左里即彭蠡湖口也”。
    關(guān)于隋唐以前鄱陽北湖地區(qū)彭蠡澤的水文地貌特征,可從《漢書·地理志》和《水經(jīng)注》的記載略作分析。
    在《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班固一方面認指彭澤縣西的水域為彭蠡澤,但又在雩都和贛縣下明確指出,湖漢水和豫章水至彭澤縣入江而不是入彭蠡澤。據(jù)此分析:當時這個彭蠡澤的水文特征,應(yīng)當是洪、枯水位變率大,屬洪水一大片,枯水一條線的吞吐型湖泊。
    《水經(jīng)·贛水注》:贛水“總納十川,同溱一瀆,俱注于彭蠡也”,“東西四十里，清澤遠漲，綠波凝凈，而會注于江川。”《水經(jīng)·廬江水注》:廬山“南岑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峰隥險峻,人跡罕及”,“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迥百余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曰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回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為瑰異上生林木”。可見南朝時代,鄱陽北湖的洪水湖面不但較今開闊,而且由于周圍林木叢生,水上保持良好,湖水含沙量甚微,水色清綠喜人。相比之下,今日贛江諸水均先注鄱陽南湖,泥沙經(jīng)適量沉淀之后始注鄱陽北湖,照理鄱陽北湖的含沙量應(yīng)當更少,但因自封建社會后期以來,森林植被遭人為的破壞,江西境內(nèi)水土流失嚴重,據(jù)我們在湖口觀察,鄱陽北湖的水色,現(xiàn)在根本談不上清綠,而是相當混濁。又酈道元所謂介立湖中的孤石,即今大孤山又名鞋山,今仍矗立鄱陽北湖中；南嶺即指今廬山主峰—漢陽峰，其下宮亭湖中的落星石,在今星子縣南,由于泥沙淤積、湖面萎縮而已靠岸上陸。
    鄱陽湖在歷史時期有彭蠡澤、彭蠡湖、彭澤,彭湖等稱謂。在星子縣附近又有宮亭湖之稱,有的文獻也以它泛稱整個彭蠡澤。至于鄱陽湖名稱的起始由來,顯然應(yīng)當與彭蠡湖水面侵入波陽境內(nèi)有關(guān)。我們在上面業(yè)已證明,隋唐以前彭蠡澤僅局限在鄱陽北湖地區(qū),它與波陽轄境無接壤關(guān)系, 所以隋唐及其以前的歷史文獻,均未見鄱陽湖之名,這無疑是符合當時的客觀現(xiàn)實的。鄱陽湖的得名,是唐以后彭蠡澤越過嬰子口,向鄡陽平原擴展進入波陽轄境的結(jié)果?？墒敲髑宀簧僦緯鴧s認為隋煬帝時即已有鄱陽湖之目,這不僅缺乏根據(jù),而且也與鄱陽湖發(fā)展的歷史事實不相符合。如《清一統(tǒng)志》饒州府山川載：“鄱陽湖即禹貢彭蠡,隋時始曰鄱陽,以接鄱陽山而名也。”但在鄱陽山條目下卻又說：“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唐改今名。”既然唐始有鄱陽山之名,則“隋以接鄱陽山而名”也就不能成立,因為是沒有根據(jù)的誤傳,記載就容易自相矛盾。
(二)鄱陽南湖的發(fā)展:
    下面著重分析彭蠡澤向東南擴展、鄡陽平原沉淪為鄱陽南湖的原因和歷史過程。
    位于鄱陽南湖地區(qū)的古代鄡陽平原,從漢高帝在此設(shè)立鄡陽縣、王莽改縣名曰豫章以及淘金業(yè)的發(fā)展等情況分析：兩漢時代可能是該平原地區(qū)經(jīng)濟最發(fā)達的時期。但因自全新世開始以來,鄱陽湖地區(qū)的新構(gòu)造運動具有強烈下沉的性質(zhì),鄡陽平原河網(wǎng)交錯的地貌景觀經(jīng)長期沉降,逐步向沼澤化方向演變。至南朝隋唐時代,平原沼澤化可能已經(jīng)相當嚴重,大部分地區(qū)不宜人們居住和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劉宋永初二年鄡陽縣的撤銷,與此演化過程當有密切關(guān)系。
    據(jù)竺可楨先生研究?,隋唐五代至北宋時期,我國氣候變得和暖。在長安不但梅樹生長良好,而且柑桔還能結(jié)果實。竺老指出:柑桔只能抵抗－8℃的最低溫度,梅樹只能抵抗－14℃的最低溫度。在1931－1950年期間,西安的年絕對最低溫度每年都降到－8℃以下,其中1936、1947和1948年降到－14℃以下,不但柑桔難以存活,就是梅樹也生長不好。所以隋至北宋時期,是我國的一個高溫氣候期。這時長江中下游的湖泊都有顯著的發(fā)展擴大,如洞庭湖從東洞庭湖區(qū)向西洞庭湖區(qū)擴展,范圍由南朝時期的五百余里發(fā)展至唐宋時代的周極八百里?；太湖流域在唐宋時期也先后形成了澄湖、馬騰湖、瑇瑁湖、來蘇湖、淀山湖等一系列新湖泊?。具有全流域性的湖泊擴展,除地勢低洼、河道阻塞、客水入侵等局部性因素外,全流域地表徑流量的增大是最重要的因素。說明在隋唐北宋時期,與我國高溫氣候相伴生的,在長江流域出現(xiàn)了一個多雨期。地處長江中下游之間的鄱陽湖地區(qū),在隋唐以后湖泊迅速擴展,與此高溫多雨期無疑有著重大的關(guān)系。
    在高溫多雨的隋唐北宋時期,長江徑流量相應(yīng)增大,尤其是洪水季節(jié)。但是原先可以充分調(diào)蓄洪水的江漢平原地區(qū)的云夢澤,在隋唐時代已經(jīng)基本消失?,江北的彭蠡古澤,也早被陂池大小的雷池所取代,長江流域蓄洪能力顯著下降的結(jié)果,長江干流徑流量急增,水位上升,除了部分分洪洞庭之外,大部分傾瀉東下。它在湖口一帶又造成兩種結(jié)果:一是分洪倒灌入彭蠡澤；二是頂托彭蠡澤出水。這兩種結(jié)果的結(jié)合,也是造成彭蠡澤擴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 彭蠡澤空前迅速的越過嬰子口向東南方的梟陽平原擴展,大體上奠定了今天鄱陽湖的范圍和形態(tài)。
    《太平寰宇記》?洪州南昌縣:“松門山在縣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北臨彭蠡湖”。在饒州鄱陽縣下又載:“故鄱陽縣在彭蠡湖東、鄱水之北；蓮荷山在縣西四十里彭蠡湖中,望如荷葉浮水面。”說明北宋初期,彭蠡湖溢出嬰子口過松門之后,不但已進入鄱陽縣境,而且距鄱陽縣城很近。所以《寰宇記》在饒州余干縣下明確指出：“康郎山在縣西北八十里鄱陽湖中。”這是鄱陽湖之名首次見于史籍的記載。但從名稱關(guān)系上看,當時尚以彭蠡湖為主稱,鄱陽湖屬別名,這也說明鄱陽湖剛形成不久,習慣上仍以古名相稱。至南宋,《輿地紀勝》饒州下已立鄱陽湖之目,并謂“湖中有鄱陽山,故名鄱陽湖,其湖綿亙數(shù)百里, 亦名彭蠡湖。”則是以鄱陽湖為主稱,彭氫湖為別名,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鄱陽湖逐漸取代彭蠡湖的必然結(jié)果。
    根據(jù)《太平寰宇記》并參照《輿地紀勝》的記載,宋代鄱陽南湖的范圍大致如下:鄱陽山即今波陽縣西北鄱陽湖中的長山(又名強山),宋代已處在湖中的事實證明,當時鄱陽南湖的北界與今大體相同。鄱陽湖的東界,在今蓮荷山與波陽縣城之間,史書記載明確。漢代的武林,宋時已成鄱陽的東南涯,《太平寰宇記》饒州余干縣：“武陵山在縣東北三十里,臨大湖,漢書作武林”,大湖即指蓮荷山以南?？瞪揭詵|的鄱陽湖大灣水面。宋代康山己在湖中,湖區(qū)南界當在康山以南?！遁浀丶o勝》隆興府:“彭蠡湖在進賢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接南康、饒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彌茫浩渺,與天無際”；又日:“鄔子寨在進賢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徐師川嘗有鄔子值風雨詩云：重湖浪正起,支川舟不行,急雨夜臥聽,顛風晝夜驚。”說明鄔子寨是宋代鄱陽湖的南極。與鄔子寨隔江(余干江下游的分流)相望的瑞洪鎮(zhèn),因此成為“閩越百貨所經(jīng)”?的重要港口。宋代鄱陽南湖的西端在松門山,從它,“北臨彭蠡湖”的形勢分析,山南一帶平原在當時尚未淪湖。因此,湖區(qū)西南界當在松門山東端至瑞洪鎮(zhèn)一線上。
    至此,位于鄱陽南湖地區(qū)的古代梟陽平原,幾乎淪沒殆盡,梟陽縣城被彌茫浩渺與天無際的湖水包圍在荒丘孤島上,唐代閩越入京道上的白沙、武陽亭則相繼陷入湖中,波光粼粼的大湖景觀終于取代了河網(wǎng)交錯的平原景色(圖四)。

    明清時期,鄱陽湖演變的最大特點是,汊湖的形成和擴展,特別是鄱陽湖的南部地區(qū),尤為顯著。在進賢縣北境,宋時僅有族亭湖和日月湖兩個湖泊見于記載?！短藉居钣洝佛堉萦喔煽h:“族亭湖在縣西水路八十里,湖中流分當縣及南昌二縣界”。此湖相當今瑞洪至北山的金溪湖,它是宋初鄱陽湖擴展后的南部汊湖。《輿地紀勝》隆興府:“日月湖在進賢北十五里”,即今軍山湖南部的小湖漢。后經(jīng)元明兩代,隨著鄱陽湖地區(qū)的繼續(xù)沉降,族亭湖被鄱陽湖吞并的結(jié)果,進賢北境的北山成為鄱陽湖的最南端。與此同時,日月湖泄入鄱陽湖的水道也擴展成鄱陽湖南部條帶狀的汊湖－軍山湖,遂使軍山、日月兩湖成為進賢境內(nèi)最大的湖泊。《讀史方輿紀要》南昌府進賢縣:“軍山湖在縣北四十里。志云:縣境之水,二湖(軍山、日月)最大,而總歸于鄱陽湖。鄱陽湖蓋浸北山之趾。”又說:“三陽水,縣北六十里,上源在縣西,曰南陽、洞陽、武陽,合流經(jīng)此故曰三陽,又東北入鄱陽湖。”說明當時進賢西北的青嵐湖尚未形成。至明末清初,原來流經(jīng)進賢西北的清溪、南陽、洞陽三水的中下游地帶,也因沉溺而擴展成僅次軍山湖的大汊湖—青嵐湖(或稱清南湖、洞陽湖)?！肚逡唤y(tǒng)志》南昌府山川已列青嵐湖之目。至今,軍山湖和青嵐湖的沉溺河谷形態(tài)還極為清晰,更重要的是,現(xiàn)在湖底的槽部仍只有少量的淤泥復蓋于網(wǎng)紋紅土之上,這是近期強烈沉降的充分證明,和史書記載完全一致。
    前已敘及,宋代鄱陽南湖的西南岸在松門山東端至瑞洪一線上,距今湖岸尚有一定距離,這是與古贛江東北流向所造成的贛江三角洲的形態(tài)相吻合的。磯山應(yīng)在當時贛江三角洲的前緣。唐以后贛江下游主泓西移至吳城附近,《太平寰宇記》洪州南昌縣:“吳城山在治東北一百八十里臨大江”,大江即贛江。因此贛江大量泥沙直接由鄱陽北湖輸送入長江,南昌東北方向的贛江三角洲則因此發(fā)展滯緩,鄱陽南湖就逐漸向西南方擴展。至明代,據(jù)《讀史方輿紀要》的記載,三角洲前緣的幾山已“屹立鄱陽湖中。”在清初,松門山以南的陸地也相繼淪湖,致使原來只有“北臨彭蠡湖”的松門山及吉州山也變成湖中島山22。由于鄱陽南湖的西南岸是近期擴展形成的,所以在湖岸左右,遭淹沒的古田至今仍然清晰可見。
吳城附近的贛江口,自唐末以來三角洲逐漸發(fā)育。《讀史方輿紀要》南康府星子縣下記載贛江口已有火燒洲、綿條洲和大洲等河口沙洲的形成。清后期以來,吳城贛江鳥足狀三角洲發(fā)育已相當良好,吉州山和松門山因此呈足狀又與陸地相連。而火燒洲和綿條洲繼續(xù)以足狀三角洲向北發(fā)展的結(jié)果,吳城西北一帶因排水不暢先后發(fā)展成蚌湖、牛鴨湖等湖汊。這時鄱陽湖南部地區(qū),因為信江下游分洪量大部匯集在瑞洪附近入湖,同時贛江下游南支分流量增大,康山一帶入湖泥沙大量沉積的結(jié)果,己使康山成為突出湖中的陸連島形態(tài)。
    最后必須指出,彭蠡湖雖然自唐末五代迅速向東南方擴展成“彌茫浩渺與天無際”的鄱陽湖,但它和唐以前位于鄱陽北湖地區(qū)的彭蠡澤一樣,也是一個吞吐型的時令湖?！蹲x史方輿紀要》江西鄱陽湖記載,每年枯水季節(jié),“湖面萎縮,水束如帶,黃茅白葦,曠如平野,”僅余重湖性質(zhì)的“鷹泊小湖。”即使在洪水季節(jié),湖水深度一般也不大。《續(xù)資治通鑒》卷21了記載,元末朱元璋大戰(zhàn)陳友諒于康郎山一帶,是農(nóng)歷七月的高水位時期,但“湖水淺”,“水路狹隘”,“相隨渡淺”卻屢見于記載。正因為新擴展的鄱陽南湖具有時令湖性質(zhì),所以《太平寰宇記》在饒州下,方面詳細記載入浸饒州境內(nèi)的鄱陽湖的具體范圍和地點,另一方面又說鄱水“經(jīng)郡城(指今波陽縣治)南又過都昌縣入彭蠡湖。”這就是因季節(jié)不同,河湖交匯形勢相應(yīng)改變在史書上的反映。
(三)鄱陽湖演變趨勢：
    關(guān)于今后鄱陽湖的演變趨勢,洪枯水位時期所攝衛(wèi)星象片及入湖泥沙情況進行分析。
    枯水期衛(wèi)星象片表明,鄱陽北湖湖面萎縮、干涸,水束如帶；鄱陽南湖除軍山、青嵐二汊湖基本不變外,完整的湖面則被由贛江南支、撫河和信江西大河匯合形成的南東――北西向湖底河床及其自然堤分隔成東北、西南二個萎縮湖面。說明現(xiàn)在鄱陽南湖比北湖具有較大水深,這和宋明時期北深南淺的情況完全相反。深淺倒置的原因是：由于贛江主流近千年來直接由吳城經(jīng)北湖入長江以及長江倒灌、頂托等因素,造成大量泥沙在鄱陽北溉沉積的結(jié)果。
    洪水期是河流泥沙搬運、堆積的關(guān)鍵時期。據(jù)江西省水利廳計算,每年五河(修、贛、撫、信、鄱)挾帶泥沙,在鄱陽湖內(nèi)沉積1120萬噸。洪水期衛(wèi)星象片顯示：入湖泥沙絕大部分來自贛江流域,其他流域來沙甚微。由于自吳城北上的贛江主支的泄洪量遠小于南支和中支,所以贛江來沙大部匯集在鄱陽南湖,致使衛(wèi)星象片上南湖水色混濁, 沙浪滾滾(汊湖除外),而北湖則水色清蘭,未見泥沙流。匯集在鄱陽南湖的泥沙,受狹窄的松門峽出口的制約,被迫徘徊在南湖的西南部沉積,這對于整個贛江三角洲的向東北推進,鄱陽南湖西南部的萎縮,無疑是很關(guān)鍵的。
    它的作用在枯水期衛(wèi)星象片上已有清晰的反映。這就是占贛江分流量首位的贛江南和撫河、信江西大河聯(lián)合形成的三角洲正在由南向北推進,泄洪量占贛江第二位的贛江中支,其在河口所形成的三角洲也在向東北方向擴展。根據(jù)康山成陸情況分析,目前的泥沙沉積量已超過構(gòu)造下沉量,所以今后鄱陽湖有著自南向北繼續(xù)萎縮的明顯趨勢(圖五)。

    1954年鄱陽湖洪水湖面(21米水位)是5050平方公里,1957年為4900平方公里,1976年洪水湖面僅為3841平方公里,只不過2年時間,洪水湖面就萎縮了1200多平方公里,速度之快,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guān)切和重視。
    我們認為,根據(jù)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和今后發(fā)展的趨勢,應(yīng)當采取果斷的措施,控制贛江南支、中支及北支的流量,加大贛江主支的泄洪量,把贛江來沙直接送入長江,同時嚴格控制高灘圍田,嚴禁圍湖造田,以便達到最大限度地延緩鄱陽湖的萎縮進程,造福子孫萬代。
附記:
本文系由譚其驤出若干看法和論點,由張修桂繼續(xù)補充論點和資料并執(zhí)筆寫成。在野外調(diào)查和撰寫本文時,得到江西省博物館、江西省水利廳、長辦科學院河流室、南京大學地理系、南京地理所等單位的大力支持和協(xié)助；吳磊同志為本文清繪插圖,在此一并致謝。
注:
① 張修桂: 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歷史地理》創(chuàng)刊號,1981年。
② 黃第藩等：長江下游三大淡山湖的溯泊地質(zhì)及其形成與發(fā)展,《海洋與湖沼》7卷4期,1965年。
③ 柏泉：江西新建昌邑古城調(diào)查記,《考古》,1960年7 期。
④ 《水經(jīng)·贛水注》謂, 贛水合鄱水之后、修水之前,“又有繚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又逕?；杩h,分為二水：繚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即贛水),謂之慨口,一枝分別注于修水?！逗鬂h書·郡國志》像章郡注引《豫章記》曰：“昌邑城東十三里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據(jù)此,漢魏六朝時代,繚水主流當在昌邑城東即已注入贛水。此所謂“又有繚水入焉”,乃是繚水“一枝注于修水”之后,再從修水分出的汊流, 照理應(yīng)稱“修水支津”,不該叫“繚水”。道元在這里是采用“入而復出”的觀念來敘述繚水支津的,故稱之為“繚水”。又因稱“繚水”不稱“繚水支津”,這就造成喧賓奪主、給人以繚水主流入贛在余水鄱水之后而不是在其前的假象。
⑤ 《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鄱陽“鄱水西入湖漢。”漢志鄱水雖不作西至鄡陽入湖漢,但余汗下既明言余水至鄡陽入湖漢,即余口在鄡陽。鄱水在余水之北,自東向西入湖漢,鄱口更在余口之此,自應(yīng)在更近縣城的鄡陽境內(nèi)。
⑥ 《水經(jīng)·城水注》。
⑦ 《輿地紀勝》卷26 江南西路隆興府。
⑧ 林承坤：第四紀古長江與沙山地貌,《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57年2期。
⑨ 顧頡剛: 禹貢注釋,《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科學出版社,1959年。
   譚其驤.鄂君啟節(jié)銘文釋地,《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1962年。
⑩ 譚其驤.鄂君啟節(jié)銘文釋地,《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1962年。
?《漢書·地理志》廬江那尋陽縣。
?《資泊通鑒》卷115安帝義熙六年。
? 黃第藩等：長江下游三大淡水湖的湖泊地質(zhì)及其形成與發(fā)展, 《心海洋與湖沼》7卷4期,1965年。
?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1期。
? 張修桂:潤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 《歷史地理》創(chuàng)刊號,1981年。
? 譚其驤于1974年秋,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室的報告。
? 張修桂:云夢澤的演變與下荊江河曲的形成,《復且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
? 據(jù)光緒八年五月金陵書局刊本。
? 道光《鄱陽志》藝文志: 鄱陽山辯。
?重湖指湖中湖, 即在枯水期那陽湖水退時仍然存在的湖面。這里的重湖, 指的是鄔子塞北鄱陽湖中的擔石湖見《太平寰宇記》饒州余干縣鄔子港條。
21《太平寰宇記》饒州余千縣。
22《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南康府山川,同治《江西全省輿圖》甫昌府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