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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縣城自唐代中期建治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歷史。這座瀕臨鄱陽湖的古鎮(zhèn)，襟江帶水，形甲東南，湖光山色，風景旖旎，自古有“水上群山抱邑城”之譽。城南南山聳翠，登山遠目瞭，浩瀚鄱陽湖，水天一色，秀麗風光，盡收眼底。自古招徠文人墨客至此游覽，至今尚留下眾多人文景觀，宋代蘇東坡寫下膾炙人口《過都昌》后，名聲遠播。

干百年來，都昌縣城歷經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國各朝代的興衰嬗變，由一個小漁村發(fā)展成為全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新中國成立后，經過50多年的改造、開拓，城區(qū)“舊貌換新顏”?？h城舊貌，只能從歷史的斷續(xù)殘編，追溯其片鱗鴻爪。茲將其稱謂沿革、城地范圍、街坊布局、工商經濟、文教設施，祠廟建筑等概況，略述一二。一、稱謂沿革

夏、商、周都昌屬古楊州域，吳楚地。秦屬番(po)，漢為鄹陽縣，與鄱陽、余汗、海昏、彭澤等同隸豫章郡，初始于四望山鄹陽城。后因鄱陽湖盆地發(fā)生地理沉陷，鄹陽、?；杈蜂N，入彭澤。隋置龍城縣，后復歸彭澤縣。 唐武德五年(622年)，安撫使李大亮察彭澤、鄱陽二縣“土地之饒，井戶之阜，道途之遙，水路之阻礙”，奏請置都昌縣。于是，拆彭澤、鄱陽雁子橋之南地(一說割彭澤一縣地)置都昌縣，隸浩州(今彭澤縣境)。設臨時縣治于洞門IN附近，稱王市。

百五十年后，大歷年間(766．．779年)移治于彭蠡湖東(即今縣城所在地)，至今。據舊志記載，“王市不傳其興廢”。

舊志稱“徙治彭蠡湖東”，似與今日鄱陽湖方位不合。其實，今天的鄱陽湖是由古彭蠡湖發(fā)育演變而成。古彭蠡湖發(fā)育成鄱陽湖有一個由小及大、由北及南漸次擴大的歷史演變過程。先秦時期的彭蠡湖水域儀局限于罌子口(老爺廟附近。左蠡山與星子楊家山之間)斷限西北一帶，鄱 陽湖南部盆地尚為遼闊的湖漢平原（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復 旦大學教授譚其驤稱“xiao陽平原”)。這在古書上有可考的 記載，晉佛教大師慧遠《廬山紀略》云：廬山“左挾彭蠡，右 傍通川(指長江)，左接平敞之原”。古代方位左東右西， “接平敞之原”即指湖漢平原。據《江西省鄱陽湖考察報 告》及歷史地理專家考察，三國以后，鄱陽湖區(qū)進入有史記 載第一次地震活動期，湖漢平原出現(xiàn)了緩慢的沉降運動， 加之海侵影響，長江水頂托，造成彭蠡湖水大量南侵，至隋 末唐初，越過鄱陽山，東抵鄱陽縣，鄱陽湖發(fā)育達到全盛時 期。至此，彭蠡湖名漸由鄱陽湖所取代。至南北朝宋永初 二年(421年)，梟阝陽縣梟B陽城、?；杩h昌邑城均因淪入湖 底而撤銷。所以，舊志有都昌縣治自王市“徙彭蠡湖東”之 說。

都昌縣稱謂含義，《江西通志》《南康府志》《都昌縣志》記述基本～致。即以“境北有都村，南接南昌，而望建昌，故名都昌”。《元和郡縣志》云：“都昌縣上，本漢彭澤縣也。武德五年分置都昌縣，以縣北有都村，配以昌字，取嘉名也”。

至于縣城的稱謂，古時一般無專用名稱，常以城廂，城關，城區(qū)而稱之，屬通用名。清代前都昌縣城無專用名稱，清末至民國初先后以城廂鎮(zhèn)、城關鎮(zhèn)，城區(qū)鎮(zhèn)而稱之。它的別名有二：民國編纂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稱，因境北九十里有都村，異名“都村”，清末至民國時期，當?shù)匚娜酥匚牟?，因南山曾設有書院，名“古南書院”，加之寓居南昌，景德鎮(zhèn)等地的本邑人士紛紛建立“都昌會館”，會館亦名“古南書院”，故縣城又雅稱“古南鎮(zhèn)”。稱都昌鎮(zhèn)，乃是1951年都昌鎮(zhèn)人民政府成立后之事，始與縣同。

二、城區(qū)范圍

古代縣以下行政區(qū)劃多以管理田賦徭役編定。保甲制度推行較早，始于宋代王安石。王安石主張“變募兵而行保甲”。保甲制度一直延續(xù)至民國時期，規(guī)定“保甲之編組，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實行互相監(jiān)視和互相告發(fā)的連坐法。明清兩朝，施行都、圖、鄉(xiāng)、社制。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縣設十鄉(xiāng)六十四都，清代全縣設五市圖(又稱五坊)，二鎮(zhèn)，十鄉(xiāng)，四十八部，后改為五十二都。都的制編是獨具特色的，自縣城東為一都(相當于今人樹鄉(xiāng))，二都(相當于今和合鄉(xiāng))，三都(相當于今大沙鄉(xiāng))，四都(相當于今陽峰鄉(xiāng))，依次按反時針方向編制，這在其它地方則少見。

民國推行區(qū)鄉(xiāng)制，保甲制同存，都圖制漸次取消。民國三十年(1941年)全縣設四個區(qū)，縣城屬第一區(qū)，為城區(qū)鎮(zhèn)，與鄉(xiāng)并列，轄四保四十三甲。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新編鄉(xiāng)鎮(zhèn)設置，仍稱城區(qū)鎮(zhèn)，新編轄六保，將原轄城東一保劃歸金湯鄉(xiāng)，城西北二保劃歸襟帶鄉(xiāng)所轄。至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底，城區(qū)鎮(zhèn)仍轄六保，四十五甲。據是年統(tǒng)計，城區(qū)鎮(zhèn)共轄六百六十四戶，約計三千六百余人。城區(qū)鎮(zhèn)除管轄城內商民戶外，城周一些農村村莊亦編入管轄范圍。

縣治初設時儀為一小漁村，據歷代地方志記載，都昌縣除清代列為?？h外，均為上等縣，但經千余年的置治，至解放前夕仍屬小規(guī)模的城鎮(zhèn)。此與都昌“據彭湖上流，地勢平衍…‘僻在湖濱”有關。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縣府設立地籍整理處，估定地價，辦理臀記，以便按數(shù)納稅，縣城土地經丈量總面積(地稅面積)為九。一點三畝，約合0．6平方公里。其實地稅面積中還包含城內麻菜園，建筑占地而積不及九百畝。當時縣城范圍和住戶占地，同今日規(guī)模相比，顯得異常狹小，僅相當于今日縣城范圍的七分之一左右。

城區(qū)人口發(fā)展變化，史志無確鑿記載，但根據正史和地方志戶籍人丁統(tǒng)計資料表明，城區(qū)人口有漲有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縣有八千三百五十七戶，三萬八千九百…‘十九人，僅相當于今周溪鄉(xiāng)的人口。至明正德七年(1511年)，全縣人口首次越過十萬大關(即十萬零三千七百九十九人)。清康熙朝為鼓勵墾荒和生育，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歷數(shù)十年后全縣人口激增，一舉發(fā)展到五十九萬余人。晚清以后，因內戰(zhàn)烽起，災荒瘟疫頻仍，至民國初年全縣人口激劇下降，尚不及二十萬。

三、城防建筑

都昌處贛水之總匯，扼鄱陽湖諸水之宗，縣城倚山枕湖，自古為全省要害之區(qū)。歷史上幾次重大農民戰(zhàn)爭，多次戰(zhàn)役發(fā)生于此。舊時，作為一縣之治所，尤注重其城區(qū)防御設施的構筑和城周關津要沖汛防的設置。自左蠡、土目、磯山、介石、朱袍山、標石、黃金咀、柴棚、棠蔭一線，歷朝歷代均置軍事營汛，至清代時則派把總戍守，左蠡，柴棚為鎮(zhèn)，余為七寨，各備哨船一，水兵二。清代實行綠營兵制，以“因湖多盜”“卓望把截”，并在縣城置重兵，立東南西北城門兵馬司，各領兵十余人把守，另在小南門外設營官署，有弁目一員，兵丁五十名，哨船一只，東門外置演武場。晚清時期，歷經洪秀全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后，城區(qū)的防御更為加固。

城垣建筑成于明代巾葉，唐、宋、元各代縣治無城郭，“帷重門擊柝以為固”，即靠更夫巡邏。宋紹圣元年(1094年)開鑿西門河，一則利于行舟，避大小磯山之風濤，一則作為縣治西部的防護。

明正德嘉靖年問始建城墻，自議建至初具規(guī)?；宋迥陼r間，至崇禎時加高增厚，“屹然出郡城之上”。清同治《都昌縣志》記載：“正德嘉靖間，本府守陳霖，王教先后建議，知縣楊昱經理，城址皆未果”。丁巳年(1557年)知縣區(qū)益始建垣墻基礎，后遭異議而止，兩年后知縣林貴兆又續(xù)建，花了兩年時間完成近半工程，因林改調而停。壬戌年(1562年)巡撫胡松督修，始竣工，并建有城門和垣墻上的矮墻。至崇禎十一年(1638年)因城垣低塌，出入可逾，知縣楊寅旭“集議修建”，在原城基礎上重新建造，加高加固，以至其規(guī)模的浩宏大大超過府城星子。城垣東、南、西三面環(huán)水，每當汛期四處坍塌，歷代幾經修茸，民國時期亦曾兩次修繕，遂達到解放前夕的規(guī)模。

城垣坐落及走向，“后亙黃婆嶺，前跨花園咀，菖蒲咀，左包徐家堰，羅家塘，右循西河”，近袤九百另五丈五尺，高二丈。厚與高相當。城垣座落，按現(xiàn)今對照，大致是：北起北門口東風居委會經郵電局后，縣招待所中，至縣人民醫(yī)院東側；東自縣醫(yī)院，經中醫(yī)院，縣獸醫(yī)站，血防站至東湖西北岸；南自四街一巷南端，經水產局，煤炭公司至水運公司，造船廠；西沿西河、供電局至石粉廠、商業(yè)局接北門口。初有城門六座：東稱明庶門，南稱陽亨門，西南稱承恩門，西稱大有門，西北稱禮賢門，北稱拱辰門。其中部分城門時有易位，至民國時期仍有六城門，分別為：大東門，城址相當于今縣醫(yī)院傳染病房附近；小東門，城址相當于今小東湖壩西端；大南門，城址位于今西街一巷口、沿湖路上；小南門，城址相當于今航運站附近；西門，城址相當于今石粉廠附近；北門，城址位于今環(huán)衛(wèi)所東側都(昌)多(寶)公路上。各城門均建有城樓，由警衛(wèi)大隊派兵駐守。大東門、北門為陸路進出通道，余為水上門戶通途。城垣頂建有城垛一千五百余個，城基設下水道口城竇七處。

封建社會建造城垣，主要用于防止農民起義軍的進攻。但是，在強大的農民革命軍風暴中，仍然顯示不了它的威力。一個多世紀前的太平天國革命軍在黃文金等將領率領下，曾多次攻破城門，直抵城內。1918年5月，黃淦率“贛北護法軍”亦破城，并活捉縣知事吳嗣浪，開倉濟貧。抗日戰(zhàn)爭時期，侵華日軍平野支隊曾配合駐華艦隊從南河頭，磯山等地強行登陸，分3路自小南門、東門、北門直撲縣城，并遣飛機瘋狂濫炸，將民國都昌縣政府炸成一片廢墟，縣府被迫遷移農村。

解放后，建造四百余年的城垣巳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隨著城區(qū)建設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城區(qū)范圍不斷擴大，舊城垣自五十年代始遂逐漸拆除，現(xiàn)巳蕩然無存，連其形跡也不能辨認了。

四、街巷布局

城內街巷隨經濟發(fā)展時有更易，所指代的名稱亦常有更變。清末，城內有前街(即衙前街，相當于今西街)、后街(即邵家街)、左街(城東，后因狹窄堵塞)、右街(后阻塞)、東街(即通大東門陡街)、西街(通大小西門，后元)、學前街(即現(xiàn)西街一巷)、寺前街(舊考棚前，東西走向，即縣中前橫巷)等八街；有羅家、邵家、周家、龔家、鐘家、李家、馮家、王家、石柱、焦子、學背、寺背、廟前等十四巷。其實八街中多為小巷。至民國時期，有商業(yè)店鋪的街道為：東街南端(自北門至彭家角，為主要商戶區(qū))、中街(西街東段，舊稱中街)、西街(自彭家角至金街嶺，為次要商戶區(qū))、邵家街(即今解放路東段)、金街嶺、陡街(又名斗星街，即今東街一巷，主要作坊區(qū))；主要巷弄有：盧家巷(今名東街三巷，西接東街東至柳樹堰)、向家巷(今名東街四巷，西接東街，東至柳樹堰)、詹家巷(今名東街五巷，舊稱新章巷，西接東街，東至柳樹堰)、學前巷(又名何仙街，今名西街一巷，北接西街，南至小南門，又稱廟前巷)、衙前口巷(今名西街二巷，北接西街，南至官塘)、余家巷(今名西街四巷，北接一小學，南至西街)、焦子巷(又名御書閣，今仍名焦子巷)。舊時，東、西街、邵家?guī)X、金街嶺、陡街等均為花崗巖鋪砌路面，余多為泥濘小路。街道異常狹窄，主要商戶區(qū)街面寬亦不及兩米。

五、工商鋪坊

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代，廣大農村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tài)中，商品經濟發(fā)展極其緩慢。都呂縣城雖處于江西名鎮(zhèn)景德鎮(zhèn)，吳城鎮(zhèn)之間，因地處偏辟，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相當落后。至清代雍正、乾隆年問，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經濟才有長足進步，乾隆后期，手工業(yè)分工較細，加之農村土地高度集中，不少無地農民淪入景德鎮(zhèn)靠出賣勞力謀生，亦有部分農民進入城鎮(zhèn)作坊，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各資本主義國家入侵我國，開辟市場，海外舶來品不斷涌人，洋貨在我國傾銷，促進了手工業(yè)作坊和商業(yè)埠市的發(fā)展?？h城商業(yè)店鋪，不少自此時開始興起，安徽翕縣、湖北黃梅等地人漸次來此經商，藥都樟樹人亦來此設國藥店，一些在景德鎮(zhèn)、南昌經商和農村地主富戶亦投入資金建立商號。

縣城手工業(yè)，加工業(yè)，舊時多為木器、竹器，食品等行業(yè)。值得記載的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縣署將尹公廟修繕后辟為生產場地，創(chuàng)辦工藝院和罪犯習藝所，教以織布、織毛巾等初級紡織品。1924年，十塘人江漢率先在縣城開辦機米廠，稱為“厚生機米廠”，購置八匹馬力柴油機一臺，租用周姓人住宅為房。此舉開創(chuàng)了我縣使用動力機械加工生產的先河。至解放前三年，縣城主要手工業(yè)有：木器、蔑器、桶器、錫器、鐵器、皮革、石印、織布、鞭爆、碾米、糕餅、制筆等行業(yè)30余家，其中鞭炮業(yè)5家，皮革業(yè)10家，五金修理業(yè)8家。

舊時，縣城商業(yè)、服務業(yè)、手工業(yè)作坊等行業(yè)，門類較多，一應俱全。大南門為縣城水上門戶，運輸船只多停泊于城門外，過往商船較多，加之吳城、松門山及本縣南峰、萬戶、周溪至和合一線鄉(xiāng)民，均經水路往來縣城，故學前街，西街東端和東街西端為縣城主要商業(yè)區(qū)，各色店鋪多云集于此，成為鬧市區(qū)。店鋪多為獨戶經營，聯(lián)戶經營的較少。較大商戶則雇請幫工，多則3人，少則1人。鋪面設置多為前店后家，或前鋪后作坊，規(guī)模一般較小。主要經營項目有綢緞布匹、百貨、南貨、雜貨、京果、商行、國藥、酒樓、茶社、旅館、糕餅、食品攤、肉鋪、漁攤、照像、鑲牙、刻字、文具、皮革、竹木器加工、油漆、鞭爆、縫紉、五金修理、搬運等業(yè)，不下數(shù)十種之多。據檔案資料記載，開業(yè)時間較早的有，設于西街“泰山和國藥店”，張邦仁祖輩辦，創(chuàng)辦于清嘉靖七年(1802年)，近150年歷史，至解放前夕資金不及其它國藥店。“徐同盛號五金店”，創(chuàng)辦于光緒九年(1883年)，其余多數(shù)創(chuàng)辦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至抗日戰(zhàn)爭前夕達到興盛時期。據民國二十一年(1934年)縣商會統(tǒng)計，是年縣城有各種商戶187家，其中綢緞布匹店12家，國藥店8家，食品店25家，雜貨店36家，南雜京果店25家，鞭爆店22家，文具書筆店4家，皮革業(yè)5家，飯館業(yè)32家，肉業(yè)5家，糕餅業(yè)13家。

據解放初期統(tǒng)計，縣城解放前夕有各種商戶行業(yè)20余種，計194家，約占全縣商戶的三分之一。其中設于東街的135家，占69％；西街47家，占24％；其余分設在邵家街、陡街、北門口、菜市場等處。

194戶中，有綢緞布匹店19家，主要商號有鼎豐、華豐、信豐、恒裕豐、大豐、文豐、永昌、彭宏義、張義成、余春興、黃仁記、柳森泰、邵信興、羅裕昌、柳大祥、沈志誠、王天豐等，其中鼎豐布號由北山人周獻煌辦，華豐布號由北山人吳秋陽辦，恒裕豐布號由七角人王學倫辦，大豐布店由北山人吳道洪辦。

百貨店14家，主要商號有高美興、俞萬盛、趙宏成、董大戍、趙仁記、恒春、陳玉記、巢新民、恒利豐、程榮發(fā)等。

商行8家，主要有何太康、陳怪升、吳德高、徐水招等商號。

南貨業(yè)20家，主要商號有劉同和、隆泰、石大記、黃元興、合顧、巴同盛、董萬隆、邵萃盛、同昌福、同春、集成、張恒發(fā)、黃坤發(fā)、集新興、彭惠豐、傅正康等。

國藥店8家，其中東街6家，西街2家，主要商號為同慶堂(業(yè)主張松濤)、泰和堂(業(yè)主陳銘鋤)、何怡泰(業(yè)主何懋麟)、何裕泰(業(yè)主何景云)、同生福(業(yè)主楊春華)、三開泰(業(yè)主向北吾)、程福泰(業(yè)主程荷生)、泰山和(業(yè)主張邦仁)。其中以同慶堂、泰和堂、何怡泰資金較為雄厚。

糕餅業(yè)17家，主要店號有許源泰、向興發(fā)、汪貞吉、吳義隆、陳新豐、黃晉茂等。

鞭爆等雜貨業(yè)30家，主要商戶有詹信昌、李義昌、李義泰、吳詳記、陳恒達、劉順和等。

旅社飲食業(yè)16家，主要有四美樓、白鳳樓酒家，有大同、振聲、三星、大興、華安等旅社。

印刷業(yè)2家，均為石印，一為藝文，業(yè)主彭金水；一為文匯，業(yè)主邵希文。

文具書筆店4家，分別是徐用賢堂，尚古齋，徐文賢，徐永賢。

此外，還有照相鑲牙業(yè)2家，皮革業(yè)10家，理發(fā)業(yè)7家，刻字裱畫業(yè)3家，茶社6家，五金修理業(yè)6家，食品攤販業(yè)9家，屠宰業(yè)3家，漁鋪4家。此類小型行業(yè)，一般資金較少，多為小本經營，而且經常停業(yè)或倒閉。六、文教設施

文教設施包括書院、學校、醫(yī)療診所以及文物古跡等文化設施。

書院設置較早，始于宋代，為培養(yǎng)儒學人才之場所，后漸演變成集藏圖書的地方。清代設有南山書院，又名匯東書院，后改為學宮，民國時亦恢復古南書院，遷南山介石，后又遷入城。民國十年(1921年)成立通俗圖書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遷出，抗戰(zhàn)勝利后又遷回關帝廟。

縣城興辦學校的歷史較為久遠，盛于宋代，以后各朝綿延不斷。至清光緒時，始廢除科舉制，新學日盛，縣人彭伯齡、余墨香、余培元等人熱心興教育，先后在縣城創(chuàng)辦縣立高等小學堂，義務女子學校、師范講習所等公學堂，另還有不少私辦學堂。至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縣城有公辦中學一所，稱縣立初級中學，校址設于圣廟內，由茅鋪嶺遷入。公立小學一所，為都昌縣第一中心小學，設于考棚內，即今都昌中學所在地，校舍是1931年9月，民國縣政府用華洋賑會撥給都昌的救災款，仿南昌二中校舍式樣建成一棟樓房，后遷陶公廟，改名為都昌縣示范小學。私立中學一所，1947年秋由向法宜創(chuàng)辦，即將縣第一中心小學移出為校舍，稱為私立任遠中學。民國十年(1921年)邵翰伯利用邵氏宗祠辦弘毅小學，歷數(shù)十載，直至解放初與示范小學合并為縣立實驗小學。另外，還有私塾近10所，分別由石叔綿、高式、盧鳳、孫曉初、魏繼煌、馮志異、向止民、向正民、吳先禮、吳紹墩等人開辦于李氏、王氏宗祠內。

1933年3月21日，民國都昌縣政府設立縣衛(wèi)生院，有院長兼醫(yī)土1人，助醫(yī)兼助產1人，司藥看護2人，主要從事種牛痘防疫及一般疾病的治療。解放前設于陡街祠堂內，另有私人辦的中醫(yī)診所3所。

七、機構設置

縣城歷置治所，為縣級權力機關縣署駐地，又是鎮(zhèn)公所駐地。機關多設置于西街舊祠堂內。舊都昌縣署置治所中心，相當于今人民武裝部所在地，北自大會堂，南及西街，坐北朝南，為多進庭院式建筑，故西街縣署前又稱衙前口，官塘亦因此得名?？h署內設正大堂、幕廳、禮士廳、六科房，分置史、禮、戶、兵、刑等科，知縣主持全縣政務。

民國時期，機構設置漸次增多，國民黨黨、政、軍、警等機關均駐縣城，冗員增多，機構亦相應龐雜。據民國三十二年8月都昌縣政府檔案資料統(tǒng)計，僅民國縣政府設立的各種機關達35個，有職員751人，公役329人，有警丁548人，眷屬502人，以上為縣政府及保警隊兩大機構，其余許多隸屬機構尚未列入。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日寇大舉入侵。1939年春，維新、左里、蘇舊三鄉(xiāng)淪陷，又多次遣機轟炸縣城，翌年又大肆轟炸，民國縣政府(駐舊縣署內)被炸成廢墟，縣府及其它機關、學校被迫遷移農村，縣府設于今陽峰鄉(xiāng)盧村。1945年秋，日寇無條件投降后。才遷回縣城?？h府置于余氏宗祠內(原縣釀酒廠所在地)。

民國都昌縣政府機關設有秘書室、電話室、會計室、機要室、檢察廳，秘書室下設護員室?？h政府下設民政、軍事、建設、教育、財政等科，協(xié)助縣長和縣府分管全縣政務。其它重要機構還有：警察局、國民兵團、保安大隊(劉氏宗祠，金街嶺)、田賦管理處、稅務稽征處、郵電局等單位，如稅務稽征處設于西街，今都昌縣中后院內；警察局設于焦子巷吳氏宗祠內，保安大隊設于金街嶺今黨校附近；郵電局沒于陳家祠堂內，即今縣人民法院所在地。另外，國民黨縣黨部設于金街嶺，原縣衛(wèi)生院所在地；縣參議會設于東街原文化館所在地；縣三青團團部設于今縣圖書館舊祠堂內。其它如群眾團體商會(今稅務局處)，婦女會，總工會等機構，還有縣戒煙所，衛(wèi)生院等單位，均分別置于舊姓氏宗祠內。

八、祠堂廟宇

宗廟乃祭祀祖宗的場所。我國宗廟制度起源很早，源遠流長。歷代的統(tǒng)治階級都極力維護宗廟制度，并將它與社稷并列，以為王室或國家的代稱。周朝以前天子宗廟為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太祖廟稱“五廟”。宗廟作為宗法制度延襲了數(shù)千年，至民國時期，仍久盛不衰。解放后，按照黨的宗教政策，部分宗教寺廟得以保存外，凡屬宗族祠堂及其它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廟宇社壇均改作它用。

封建社會崇尚宗廟、社稷，列為國家管理的大事之一。所以，數(shù)千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歷朝歷代均重視修建廟宇，神壇，祠堂，奉祀列祖列宗或前代賢哲。祠堂較之廟宇產生稍晚，始于漢代，在我縣尤其興盛于清代和民國時期，修建祠堂之風極盛，縣城有“祠堂占半街”之說，怪不得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初來都昌時，稱都昌是“祠堂縣”。

清代，縣城有廟壇十余處，為縣署典禮重地。有社稷壇、神祗壇、先農壇、厲壇，為祭祀土神、農神之地；有崇圣祠、名宦祠、忠義孝悌祠、節(jié)孝祠、濟忠祠、經歸祠、縣土地祠、學土地祠；有文廟、關圣帝君廟、文昌帝君廟、陶恒公廟、城隍廟等。上述祠廟為祭祠忠于封建王朝名臣及文武名將，地方名人之地，宣揚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壇、祠、廟均由縣署管理，并分別設有廟祝一至三人，具體負責管理祭祀、廟田、廟產。并規(guī)定每年祭祀日期，祭品陳設、祝文誓詞，每次祭祀殺豬宰羊，舉城出動，頂禮膜拜，所耗資費，不可計算。至民國時期，縣城尚保存的廟宇有8座，即：圣廟(又稱孔廟，祀至圣先師孔子，位于今縣公安局內)，紅柱綠瓦，飛閣流丹，蔚為壯觀；關帝廟(祀關羽神位，位于今西街北側，西街一巷口)，坐北朝南，高大深邃；陶公廟(祀晉陶佩神位，今縣一小學內)、財神廟(位于柳樹堰)，龍王廟(位于今水運社內)、城隍廟(位于今縣醫(yī)院附近)、大神廟(北門外偏西一公里處)、南山廟。 姓氏宗祠為全縣各大姓氏祭祀祖先、存放牌位，族譜編修及收藏之地，由各姓頭首參與管理和修繕?舊時，據不完全統(tǒng)計有姓氏宗祠50余幢，有的一姓多祠。祠堂構筑亦別具匠心，富有地方建筑特色，均為磚木結構，呈長方形，檐高廳深，互為對襯，重檐斗拱，雕梁畫棟，古雅幽靜，森嚴壁壘。內設祭壇、祖先牌位、議事廳等十數(shù)問不等，門首均立青石陰刻“×氏宗洞…‘×氏大祠”或“××世家”等匾額。

解放后，祠堂廟宇均由田家房產部門造冊登記，由國家征收，列為公產。初期，有的祠堂用于縣政府和其它機關辦公，有的改作學校校舍，有的改修作民房，倉庫之用。至今已大部分拆除建成新型樓房，所剩已寥寥無幾。

此外，城內還豎立不少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忠孝節(jié)義的牌坊，如世孝坊，名臣坊，禮賢坊等，至民國時期陡街尚

保牌存坊多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