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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內詳 作者：佚名
專業(yè)號：鄱湖人家
2012/4/10 7:12:32
探底江西鄱陽湖：遠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自江西都昌縣多寶鄉(xiāng)西行，便進了一片土黃的沙嶺間。每每覺得前行無路時，拐過一個彎，又會看見山道蜿蜒向山壁阻擋的極遠處。如此兜兜轉轉三小時，才能到達鄱陽湖畔的“老爺廟”，一片只有兩戶人家和一個沙廠、一座千年古廟的湖畔荒地。
世居于此的漁民段任柏，對于外來訪客很淡然，“來過好多人了。”不久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國內“物探”專家，在這鄱陽湖東岸楔入湖心的最深處，進行了為期數(shù)月的水下考古勘測，打撈出了大量明清景德鎮(zhèn)青花瓷碎片、仿龍泉窯青瓷，還有少許白瓷和黑釉瓷。
主持此次水下考古工作的肖發(fā)標研究員說，此前他們就曾預判這片水域考古價值極高，水下很可能有大量滿載金銀和瓷器的沉船，它們或分別來自江西省內的德興金礦和老爺廟以東一百多公里的瓷城景德鎮(zhèn)。
此前，江西古陶瓷研究泰斗余家棟說得很明確：由景德鎮(zhèn)沿昌江西進，到鄱陽縣姚公渡轉道饒河，再轉鄱陽湖入長江，然后沿江出海，到達明州(寧波)、泉州等大港，再裝上遠洋貨船運往阿拉伯、東非、歐洲或是東南亞：這正是景德鎮(zhèn)瓷器的主要外銷通道。
這次水下的考古成果，再次佐證了鄱陽湖曾是水上瓷器通道這一事實。
瓷源高嶺村
經過老爺廟、而將景德鎮(zhèn)與世界連接的“古代水上瓷路”，起點并不在景德鎮(zhèn)城區(qū)，而在45公里外、鄱陽湖源流支脈之一的昌江更上游處，一個名叫浮梁縣高嶺村的所在。
高嶺村是地處黃山懷玉山余脈群峰懷抱間、海拔八百多米的一個小山村，精致的徽式馬頭墻，證明著這里的皖贛交界地緣文化特征。
從古到今，高嶺村遺留下了幾十上百個元明清古高嶺土礦坑及數(shù)百萬噸尾礦，以至于被世人稱為“青山浮白雪”。
然而，如果沒有制瓷業(yè)以及最早在這里發(fā)現(xiàn)的專用優(yōu)質原料高嶺土，這個村莊或許會一直和千萬個江南小山村一樣籍籍無名。
1004 年，對景德鎮(zhèn)制瓷史而言是一個注定要被寫入史冊的重要年份：北宋朝廷從高嶺村所在的浮梁縣，設置新鎮(zhèn)，名為“景德”。景德鎮(zhèn)首創(chuàng)青白瓷，“光致茂美、天下咸稱”。此后，景德鎮(zhèn)日趨繁盛，漸成大邑，浮梁反而成了景德鎮(zhèn)的一個郊區(qū)縣。但很少人知道，設置景德鎮(zhèn)的那一年，年號是景德。
大約是從元代開始，高嶺村出產的一種白色黏土，因為煅燒后能大大提升瓷器的硬度和耐火度，而被作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制作。這被稱為陶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在此之前，一直采用單一瓷石為原料的景德鎮(zhèn)制瓷業(yè)，已經隨著上層瓷石逐漸枯竭而面臨危機。正是這種后來稱為瓷土、或因地而名高嶺土的白色黏土，不僅助景德鎮(zhèn)安然渡過危機，更使它在元、明、清時期走向瓷都巔峰。
從這里出發(fā)，成批的高嶺土、瓷石等，由景德鎮(zhèn)人稱為“船巴佬”的船民們裝上小船。燒瓷必需的燃料如松柴等，則在被鋸成一兩米長的木頭段子后，扎成木排沿昌江而下，或是劈成和瓷土一樣的小塊，用一種首尾較高、船身寬而設有桅桿的大鶩梢船，運往景德鎮(zhèn)。
船只、木排之外，這一帶昌江上游水邊還停泊著許多竹排。對于瓷器生產來說，竹子同樣不可或缺：包扎瓷器的竹篾，裝瓷器的竹籃、竹簍，以及下雨天蓋瓷坯的竹篾席等。于是，每年開春后，江面上到處都能看到順流而下的竹排和木排。
昌江：瓷器出山路
昌江自安徽祁門大洪嶺深處沿山盤旋而下，直奔西南方的鄱陽湖而去。清淺狹窄只容竹筏的河道，到景德鎮(zhèn)城區(qū)時已經寬達二百多米。景德鎮(zhèn)老城便沿著碧水漣漪的昌江呈長龍形延伸、展開，長達13里，兩岸沿河建窯，沿窯成市，是謂“陶陽十三里”。
在這里，人們安裝大水輪車，利用昌江中下游水位落差之力粉碎瓷石，淘洗瓷土。待瓷器出窯，又是“船巴佬”們將一批批青花瓷、青白瓷，裝上河道上排列如蟻般的小型木船，或是沿河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到達安徽祁門。
自昌江運往鄱陽湖的瓷器，常裝在一種船頭船尾尖而翹起、船身狹長，順風張帆即可行駛的雕子船和羅蕩船上。此間，直到上世紀70年代景德鎮(zhèn)通汽車之前，當?shù)卮善鞫歼€是靠木帆船運送。
小船一路碧水清潭，亦有急流險灘，臨近鄱陽湖濱平原，地勢漸行漸低，江面漸行漸寬。過鄱陽縣凰崗鎮(zhèn)后，便進入了臨鄱陽湖河段，此時天地一寬，河道闊處已達350米，15噸以下的大帆船和中小客輪曾可長年通航。
小船行程的終點，在凰崗鎮(zhèn)25公里外的姚公渡。在這里，昌江與另一條源自江西婺源、安徽休寧交界處五龍山的樂安河匯合，便成為鄱陽湖五大主要源流之一的鄱江。而瓷器也被從雕子船和羅蕩船上卸下，換到了體量龐大的木帆船上。
由于特殊的東高西低地形，鄱江竟然在此折向西北，在大約三十公里外的蓮湖鄉(xiāng)龍口村，出了窄窄的河口，頓時水天茫茫相接，浩渺無限——終于進到了南寬北狹形如一個大葫蘆的鄱陽湖里。
其實，瓷器船進入鄱陽湖后，還有一條折向南方，出贛江南下廣州的通道。甚至是根本不走鄱陽湖、自閩江上游下船運至福州、泉州，或是自瑞金走長汀入閩，轉陸路自漳州去泉州等瓷器外銷路線。
但這些路線無一例外都是水陸結合，需要肩挑和畜馱，人力成本極高，而且瓷器脆弱，很容易在沿路顛簸中損壞。因此，鄱陽水道始終是無可爭議的瓷路首選。
瓷路多難
鄱陽湖是個大葫蘆，而老爺廟—湖口水域就是葫蘆頸。千百年來，無論南方金銀瓷器船只北出鄱陽湖口進入長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長江南下嶺南，這里都是必經之地。
然而，鄱陽水道尤其是老爺廟水域，卻并不是一個容易行船的地方。這緣于老爺廟水域一直是傳聞已久的“神秘事件”頻發(fā)地，如某船在岸上人的目送中忽然消失，以及某年某月某日一天沉沒十幾艘船等等。
傳聞并非完全杜撰。當?shù)刂V語云：船過老爺廟，猶趟鬼門關；十船經過九船翻，若要不翻難上難。
直到二十多年前，老爺廟水域仍一直頻發(fā)人亡船沉事故。為了祈求行船安全，舊時這一帶的水手、漁民行船經過段任柏家旁邊、已延續(xù)了1200年香火的老爺廟門口時，必定停船上岸、進廟虔誠叩拜，祈求平安，還要進香、放銃、供上祭品，在廟門前斬殺雄雞，以至于廟門外那對石獅上終日雞血淋漓。
不過，肖發(fā)標與世居于此十一代的漁民段任柏，都斷然否認沉船頻發(fā)與所謂“神秘事件”有關。事實上，科學家們也早已給出了真相：這片葫蘆頸水域長四十多公里、寬僅僅3-5公里，西北部是連綿起伏的廬山諸峰，東南部則是地形開闊、植被稀疏的沙丘，這就形成了“狹管效應”，風行至此風速猛增，比周圍陸地要大出 3-4級，這里全年8級以上大風平均達163天。
夏天時，兩岸沙丘與湖面溫差異常大，還常會形成破壞力極強的龍卷風、風暴雨，這正是導致1985年13艘船同日沉沒的元兇：當天下午6時，有一股“水龍卷”急速掃過了湖面。此外，贛江、撫河、信江、修河、饒河五河流水都在這老爺廟水域交匯，流速變幻不定的湖水，不斷形成漩渦暗流，即便無風時，也令行船面臨極大兇險。
段任柏還解釋了為何湖底不見沉船，乃是由于湖岸均是沙嶺，大量沙土終年隨風落入湖中，湖底沉船就被盡數(shù)掩埋了。他在行船時，就曾多次從湖底泥沙鉤出木帆船的碎片。
歷史上，鄱陽瓷路的另一大阻礙，是戰(zhàn)爭。
極具財富意義的水陸交通要沖，自然免不了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從軍事角度看，這段葫蘆頸水域控扼贛北，得之則可腰擊大江、威脅江北，抑或南下九江平原、直入贛中，甚至西進湖南湖北，素被軍事史家們稱為“勢重東南”。
于是，自西漢以降，鄱陽湖一帶每每爭戰(zhàn)不休，兩千多年間水戰(zhàn)陸戰(zhàn)不下百次。東晉桓玄篡立，大將劉裕、何無忌等起兵討伐，大破其部于今鄱陽湖口八里江一帶水面；公元1275年，元將伯顏率軍至鄱陽湖，禱大孤山神，風息橋成，大軍皆渡，江南遂成元域；抗戰(zhàn)時期，日軍又沿鄱陽湖西進，兵鋒直指武昌……
而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則是1361年的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口大戰(zhàn)。戰(zhàn)爭打了37天，“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一二萬”，最終是朱元璋贏得這場慘烈的決戰(zhàn)，而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業(yè)，也由此戰(zhàn)奠定。
然而，對于景德鎮(zhèn)瓷業(yè)來說，紛飛的戰(zhàn)火即是災難的同義詞。
以瓷器史上曇花一現(xiàn)的元至正青花為例，這種專供元朝宮廷或銷往海外的精品青花大瓷，成熟期始于1340年代，但僅僅十年之后，便在世上銷聲匿跡。其原因正是鄱陽湖、景德鎮(zhèn)一帶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開始的連年戰(zhàn)爭。
戰(zhàn)爭阻斷交通，尤其是鄱陽湖這個南來北往必經之地，不僅導致景德鎮(zhèn)瓷器外銷之路被堵死，對于需要從海外進口青料的元至正青花而言，連制瓷原料都無法運抵。
等到朱元璋擊敗陳友諒、完全控制景德鎮(zhèn)和鄱陽水道時，由于制作元至正青花所需蘇青料長期匱乏，人們已經習慣摻入國產青料混合繪畫燒瓷。加之燒瓷溫度上的掌握也有所不同，于是元至正青花徹底終結，取而代之的，是色澤灰暗的明初洪武青花。
瓷路新起點：沿海四大港
船到湖口往北，就出了鄱陽湖的葫蘆頸，進入長江，再出上海吳淞口轉海路，到達交州、廣州、泉州和揚州四大港。然后，趁著七八月份季風起時，商人們攜帶整船整船的景德鎮(zhèn)瓷器，出海遠行至日本、南洋群島、阿拉伯一帶商埠，這便是自新疆—波斯—敘利亞絲綢之路之外的“海上絲綢之路”，又名“海上瓷器之路”。
此前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長樊昌生曾推測：2007年轟動全國的“南海一號”沉船，出水過大量景德鎮(zhèn)青花瓷、青白瓷，很可能就是從景德鎮(zhèn)出發(fā)、經鄱陽湖水路外銷的。在“南海一號”的時代，景德鎮(zhèn)已是全國著名瓷窯，“青如天、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的青白瓷，正是它當時的主要產品。
實際上，早在“南海一號”出水之前的2005年6月，考古學家們已經從福建平潭縣海域的清代康熙年間沉船“碗礁一號”上，大致弄清楚了水上瓷器之路的特征。那一年，在這片因漁民們撈起過大量瓷碗而命名的海域，中國水下考古隊看到了滿眼清前期景德鎮(zhèn)青花瓷，還有一種在低溫下燒出的珍貴五彩繪瓷。而且，這艘船上竟沒有一件景德鎮(zhèn)以外的瓷器。
“碗礁一號”的年代，是景德鎮(zhèn)青花瓷燒制技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年代，青花瓷也是16、17世紀水上瓷器之路最重要的貿易品。
這期間，鄭成功在東南沿海的抗清斗爭，一度曾使景德鎮(zhèn)瓷外銷陷入困境。以致當時歐洲市場上的中國瓷非常稀有——歐洲傳世瓷器中能確認為l66l-1682年的景德鎮(zhèn)瓷器寥寥可數(shù)。直到l683年清廷收復臺灣、重開通商口岸，景德鎮(zhèn)陶瓷才恢復生產。
隨即，渴望與東方貿易的歐洲人，先后在當時中國唯一的外貿港口廣州設貿易機構，與華商直接簽訂瓷器貿易合同，廣州商人還設立公行作為進出口貿易代理，收取瓷器售價的30%作為代理費。
一個世紀后，中國外銷瓷器逐漸增多，在歐洲開始從宮廷珍藏品走向民間日用。“洋器，專售外洋者……販去與鬼子互市，式樣奇巧，歲無定樣。”(《景德鎮(zhèn)陶錄》)其中已有部分瓷器是按照國外訂貨合同所需式樣生產的。最為普遍的便是餐具和咖啡具，其器形、尺寸和圖案在訂貨合同中都有明確規(guī)定，瓷器圖案則有靜物畫、人像畫和圣經故事等。
人們無法統(tǒng)計由鄱陽水道外銷出去了多少景德鎮(zhèn)瓷器。但僅在1700年，東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歐洲港口一天就卸下 146748件中國瓷器；1729-1794年，僅荷蘭東印度公司便運銷瓷器達4300萬件。整個18世紀的100年間，輸入歐洲的中國瓷器數(shù)量達到 6000萬件以上。
而鄱陽水道，便成了景德鎮(zhèn)連接整個世界的樞紐之地。
遠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鄱陽瓷路的興盛，如今已然遠去。
衰落從源頭開始。史載，明嘉靖年間景德鎮(zhèn)燒制陶瓷的柴窯數(shù)量有九百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數(shù)十萬”。此時，景德鎮(zhèn)陶瓷形成了“利通十數(shù)省”、“自燕云而北，南交趾，東際海，西被蜀，無所不至”、“天下窯器所聚”的局面。
然而，到了乾隆末年(1794年)，由于認為有傷地脈，朝廷嚴禁開采瓷土之源高嶺村的高嶺土。優(yōu)質制瓷原料來源被切斷，景德鎮(zhèn)便再難以像過去一樣大量提供優(yōu)質瓷器參與國際競爭了。巧合的是，歐洲諸東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訂貨也到乾隆末為止。
也正是在此時，原先受景德鎮(zhèn)抑制的歐洲生產硬質瓷的工廠獲得充分發(fā)展的機會。嘉慶、道光年間，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繼續(xù)增長，但景德鎮(zhèn)的外銷瓷所占比例卻日漸縮小，這預示著，景德鎮(zhèn)制瓷業(yè)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段任柏說，近20年來，由于木帆船基本被淘汰，換成了帶各種先進導航設備的鋼殼機帆船，避風抗浪能力大大增強，“已經很少聽說有沉船事故了”。然而強大的鋼殼機帆船所行駛的這片湖面，卻早已不是當年的“黃金水道”。
唯一永恒的，是昌江至鄱陽湖間，水底那些一路散落的碎瓷——可能隨便撿一塊都是明代的，還有鄱陽湖底埋藏數(shù)百年的整船整船瓷器，在沙土和鵝卵石間靜臥，等待著不知年歲、遙遙無期的重見天日之時。
(來源：杭州日報)
世居于此的漁民段任柏，對于外來訪客很淡然，“來過好多人了。”不久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國內“物探”專家，在這鄱陽湖東岸楔入湖心的最深處，進行了為期數(shù)月的水下考古勘測，打撈出了大量明清景德鎮(zhèn)青花瓷碎片、仿龍泉窯青瓷，還有少許白瓷和黑釉瓷。
主持此次水下考古工作的肖發(fā)標研究員說，此前他們就曾預判這片水域考古價值極高，水下很可能有大量滿載金銀和瓷器的沉船，它們或分別來自江西省內的德興金礦和老爺廟以東一百多公里的瓷城景德鎮(zhèn)。
此前，江西古陶瓷研究泰斗余家棟說得很明確：由景德鎮(zhèn)沿昌江西進，到鄱陽縣姚公渡轉道饒河，再轉鄱陽湖入長江，然后沿江出海，到達明州(寧波)、泉州等大港，再裝上遠洋貨船運往阿拉伯、東非、歐洲或是東南亞：這正是景德鎮(zhèn)瓷器的主要外銷通道。
這次水下的考古成果，再次佐證了鄱陽湖曾是水上瓷器通道這一事實。
瓷源高嶺村
經過老爺廟、而將景德鎮(zhèn)與世界連接的“古代水上瓷路”，起點并不在景德鎮(zhèn)城區(qū)，而在45公里外、鄱陽湖源流支脈之一的昌江更上游處，一個名叫浮梁縣高嶺村的所在。
高嶺村是地處黃山懷玉山余脈群峰懷抱間、海拔八百多米的一個小山村，精致的徽式馬頭墻，證明著這里的皖贛交界地緣文化特征。
從古到今，高嶺村遺留下了幾十上百個元明清古高嶺土礦坑及數(shù)百萬噸尾礦，以至于被世人稱為“青山浮白雪”。
然而，如果沒有制瓷業(yè)以及最早在這里發(fā)現(xiàn)的專用優(yōu)質原料高嶺土，這個村莊或許會一直和千萬個江南小山村一樣籍籍無名。
1004 年，對景德鎮(zhèn)制瓷史而言是一個注定要被寫入史冊的重要年份：北宋朝廷從高嶺村所在的浮梁縣，設置新鎮(zhèn)，名為“景德”。景德鎮(zhèn)首創(chuàng)青白瓷，“光致茂美、天下咸稱”。此后，景德鎮(zhèn)日趨繁盛，漸成大邑，浮梁反而成了景德鎮(zhèn)的一個郊區(qū)縣。但很少人知道，設置景德鎮(zhèn)的那一年，年號是景德。
大約是從元代開始，高嶺村出產的一種白色黏土，因為煅燒后能大大提升瓷器的硬度和耐火度，而被作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制作。這被稱為陶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在此之前，一直采用單一瓷石為原料的景德鎮(zhèn)制瓷業(yè)，已經隨著上層瓷石逐漸枯竭而面臨危機。正是這種后來稱為瓷土、或因地而名高嶺土的白色黏土，不僅助景德鎮(zhèn)安然渡過危機，更使它在元、明、清時期走向瓷都巔峰。
從這里出發(fā)，成批的高嶺土、瓷石等，由景德鎮(zhèn)人稱為“船巴佬”的船民們裝上小船。燒瓷必需的燃料如松柴等，則在被鋸成一兩米長的木頭段子后，扎成木排沿昌江而下，或是劈成和瓷土一樣的小塊，用一種首尾較高、船身寬而設有桅桿的大鶩梢船，運往景德鎮(zhèn)。
船只、木排之外，這一帶昌江上游水邊還停泊著許多竹排。對于瓷器生產來說，竹子同樣不可或缺：包扎瓷器的竹篾，裝瓷器的竹籃、竹簍，以及下雨天蓋瓷坯的竹篾席等。于是，每年開春后，江面上到處都能看到順流而下的竹排和木排。
昌江：瓷器出山路
昌江自安徽祁門大洪嶺深處沿山盤旋而下，直奔西南方的鄱陽湖而去。清淺狹窄只容竹筏的河道，到景德鎮(zhèn)城區(qū)時已經寬達二百多米。景德鎮(zhèn)老城便沿著碧水漣漪的昌江呈長龍形延伸、展開，長達13里，兩岸沿河建窯，沿窯成市，是謂“陶陽十三里”。
在這里，人們安裝大水輪車，利用昌江中下游水位落差之力粉碎瓷石，淘洗瓷土。待瓷器出窯，又是“船巴佬”們將一批批青花瓷、青白瓷，裝上河道上排列如蟻般的小型木船，或是沿河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到達安徽祁門。
自昌江運往鄱陽湖的瓷器，常裝在一種船頭船尾尖而翹起、船身狹長，順風張帆即可行駛的雕子船和羅蕩船上。此間，直到上世紀70年代景德鎮(zhèn)通汽車之前，當?shù)卮善鞫歼€是靠木帆船運送。
小船一路碧水清潭，亦有急流險灘，臨近鄱陽湖濱平原，地勢漸行漸低，江面漸行漸寬。過鄱陽縣凰崗鎮(zhèn)后，便進入了臨鄱陽湖河段，此時天地一寬，河道闊處已達350米，15噸以下的大帆船和中小客輪曾可長年通航。
小船行程的終點，在凰崗鎮(zhèn)25公里外的姚公渡。在這里，昌江與另一條源自江西婺源、安徽休寧交界處五龍山的樂安河匯合，便成為鄱陽湖五大主要源流之一的鄱江。而瓷器也被從雕子船和羅蕩船上卸下，換到了體量龐大的木帆船上。
由于特殊的東高西低地形，鄱江竟然在此折向西北，在大約三十公里外的蓮湖鄉(xiāng)龍口村，出了窄窄的河口，頓時水天茫茫相接，浩渺無限——終于進到了南寬北狹形如一個大葫蘆的鄱陽湖里。
其實，瓷器船進入鄱陽湖后，還有一條折向南方，出贛江南下廣州的通道。甚至是根本不走鄱陽湖、自閩江上游下船運至福州、泉州，或是自瑞金走長汀入閩，轉陸路自漳州去泉州等瓷器外銷路線。
但這些路線無一例外都是水陸結合，需要肩挑和畜馱，人力成本極高，而且瓷器脆弱，很容易在沿路顛簸中損壞。因此，鄱陽水道始終是無可爭議的瓷路首選。
瓷路多難
鄱陽湖是個大葫蘆，而老爺廟—湖口水域就是葫蘆頸。千百年來，無論南方金銀瓷器船只北出鄱陽湖口進入長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長江南下嶺南，這里都是必經之地。
然而，鄱陽水道尤其是老爺廟水域，卻并不是一個容易行船的地方。這緣于老爺廟水域一直是傳聞已久的“神秘事件”頻發(fā)地，如某船在岸上人的目送中忽然消失，以及某年某月某日一天沉沒十幾艘船等等。
傳聞并非完全杜撰。當?shù)刂V語云：船過老爺廟，猶趟鬼門關；十船經過九船翻，若要不翻難上難。
直到二十多年前，老爺廟水域仍一直頻發(fā)人亡船沉事故。為了祈求行船安全，舊時這一帶的水手、漁民行船經過段任柏家旁邊、已延續(xù)了1200年香火的老爺廟門口時，必定停船上岸、進廟虔誠叩拜，祈求平安，還要進香、放銃、供上祭品，在廟門前斬殺雄雞，以至于廟門外那對石獅上終日雞血淋漓。
不過，肖發(fā)標與世居于此十一代的漁民段任柏，都斷然否認沉船頻發(fā)與所謂“神秘事件”有關。事實上，科學家們也早已給出了真相：這片葫蘆頸水域長四十多公里、寬僅僅3-5公里，西北部是連綿起伏的廬山諸峰，東南部則是地形開闊、植被稀疏的沙丘，這就形成了“狹管效應”，風行至此風速猛增，比周圍陸地要大出 3-4級，這里全年8級以上大風平均達163天。
夏天時，兩岸沙丘與湖面溫差異常大，還常會形成破壞力極強的龍卷風、風暴雨，這正是導致1985年13艘船同日沉沒的元兇：當天下午6時，有一股“水龍卷”急速掃過了湖面。此外，贛江、撫河、信江、修河、饒河五河流水都在這老爺廟水域交匯，流速變幻不定的湖水，不斷形成漩渦暗流，即便無風時，也令行船面臨極大兇險。
段任柏還解釋了為何湖底不見沉船，乃是由于湖岸均是沙嶺，大量沙土終年隨風落入湖中，湖底沉船就被盡數(shù)掩埋了。他在行船時，就曾多次從湖底泥沙鉤出木帆船的碎片。
歷史上，鄱陽瓷路的另一大阻礙，是戰(zhàn)爭。
極具財富意義的水陸交通要沖，自然免不了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從軍事角度看，這段葫蘆頸水域控扼贛北，得之則可腰擊大江、威脅江北，抑或南下九江平原、直入贛中，甚至西進湖南湖北，素被軍事史家們稱為“勢重東南”。
于是，自西漢以降，鄱陽湖一帶每每爭戰(zhàn)不休，兩千多年間水戰(zhàn)陸戰(zhàn)不下百次。東晉桓玄篡立，大將劉裕、何無忌等起兵討伐，大破其部于今鄱陽湖口八里江一帶水面；公元1275年，元將伯顏率軍至鄱陽湖，禱大孤山神，風息橋成，大軍皆渡，江南遂成元域；抗戰(zhàn)時期，日軍又沿鄱陽湖西進，兵鋒直指武昌……
而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則是1361年的朱元璋、陳友諒鄱陽湖口大戰(zhàn)。戰(zhàn)爭打了37天，“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一二萬”，最終是朱元璋贏得這場慘烈的決戰(zhàn)，而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業(yè)，也由此戰(zhàn)奠定。
然而，對于景德鎮(zhèn)瓷業(yè)來說，紛飛的戰(zhàn)火即是災難的同義詞。
以瓷器史上曇花一現(xiàn)的元至正青花為例，這種專供元朝宮廷或銷往海外的精品青花大瓷，成熟期始于1340年代，但僅僅十年之后，便在世上銷聲匿跡。其原因正是鄱陽湖、景德鎮(zhèn)一帶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開始的連年戰(zhàn)爭。
戰(zhàn)爭阻斷交通，尤其是鄱陽湖這個南來北往必經之地，不僅導致景德鎮(zhèn)瓷器外銷之路被堵死，對于需要從海外進口青料的元至正青花而言，連制瓷原料都無法運抵。
等到朱元璋擊敗陳友諒、完全控制景德鎮(zhèn)和鄱陽水道時，由于制作元至正青花所需蘇青料長期匱乏，人們已經習慣摻入國產青料混合繪畫燒瓷。加之燒瓷溫度上的掌握也有所不同，于是元至正青花徹底終結，取而代之的，是色澤灰暗的明初洪武青花。
瓷路新起點：沿海四大港
船到湖口往北，就出了鄱陽湖的葫蘆頸，進入長江，再出上海吳淞口轉海路，到達交州、廣州、泉州和揚州四大港。然后，趁著七八月份季風起時，商人們攜帶整船整船的景德鎮(zhèn)瓷器，出海遠行至日本、南洋群島、阿拉伯一帶商埠，這便是自新疆—波斯—敘利亞絲綢之路之外的“海上絲綢之路”，又名“海上瓷器之路”。
此前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長樊昌生曾推測：2007年轟動全國的“南海一號”沉船，出水過大量景德鎮(zhèn)青花瓷、青白瓷，很可能就是從景德鎮(zhèn)出發(fā)、經鄱陽湖水路外銷的。在“南海一號”的時代，景德鎮(zhèn)已是全國著名瓷窯，“青如天、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的青白瓷，正是它當時的主要產品。
實際上，早在“南海一號”出水之前的2005年6月，考古學家們已經從福建平潭縣海域的清代康熙年間沉船“碗礁一號”上，大致弄清楚了水上瓷器之路的特征。那一年，在這片因漁民們撈起過大量瓷碗而命名的海域，中國水下考古隊看到了滿眼清前期景德鎮(zhèn)青花瓷，還有一種在低溫下燒出的珍貴五彩繪瓷。而且，這艘船上竟沒有一件景德鎮(zhèn)以外的瓷器。
“碗礁一號”的年代，是景德鎮(zhèn)青花瓷燒制技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年代，青花瓷也是16、17世紀水上瓷器之路最重要的貿易品。
這期間，鄭成功在東南沿海的抗清斗爭，一度曾使景德鎮(zhèn)瓷外銷陷入困境。以致當時歐洲市場上的中國瓷非常稀有——歐洲傳世瓷器中能確認為l66l-1682年的景德鎮(zhèn)瓷器寥寥可數(shù)。直到l683年清廷收復臺灣、重開通商口岸，景德鎮(zhèn)陶瓷才恢復生產。
隨即，渴望與東方貿易的歐洲人，先后在當時中國唯一的外貿港口廣州設貿易機構，與華商直接簽訂瓷器貿易合同，廣州商人還設立公行作為進出口貿易代理，收取瓷器售價的30%作為代理費。
一個世紀后，中國外銷瓷器逐漸增多，在歐洲開始從宮廷珍藏品走向民間日用。“洋器，專售外洋者……販去與鬼子互市，式樣奇巧，歲無定樣。”(《景德鎮(zhèn)陶錄》)其中已有部分瓷器是按照國外訂貨合同所需式樣生產的。最為普遍的便是餐具和咖啡具，其器形、尺寸和圖案在訂貨合同中都有明確規(guī)定，瓷器圖案則有靜物畫、人像畫和圣經故事等。
人們無法統(tǒng)計由鄱陽水道外銷出去了多少景德鎮(zhèn)瓷器。但僅在1700年，東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歐洲港口一天就卸下 146748件中國瓷器；1729-1794年，僅荷蘭東印度公司便運銷瓷器達4300萬件。整個18世紀的100年間，輸入歐洲的中國瓷器數(shù)量達到 6000萬件以上。
而鄱陽水道，便成了景德鎮(zhèn)連接整個世界的樞紐之地。
遠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鄱陽瓷路的興盛，如今已然遠去。
衰落從源頭開始。史載，明嘉靖年間景德鎮(zhèn)燒制陶瓷的柴窯數(shù)量有九百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數(shù)十萬”。此時，景德鎮(zhèn)陶瓷形成了“利通十數(shù)省”、“自燕云而北，南交趾，東際海，西被蜀，無所不至”、“天下窯器所聚”的局面。
然而，到了乾隆末年(1794年)，由于認為有傷地脈，朝廷嚴禁開采瓷土之源高嶺村的高嶺土。優(yōu)質制瓷原料來源被切斷，景德鎮(zhèn)便再難以像過去一樣大量提供優(yōu)質瓷器參與國際競爭了。巧合的是，歐洲諸東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訂貨也到乾隆末為止。
也正是在此時，原先受景德鎮(zhèn)抑制的歐洲生產硬質瓷的工廠獲得充分發(fā)展的機會。嘉慶、道光年間，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繼續(xù)增長，但景德鎮(zhèn)的外銷瓷所占比例卻日漸縮小，這預示著，景德鎮(zhèn)制瓷業(yè)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段任柏說，近20年來，由于木帆船基本被淘汰，換成了帶各種先進導航設備的鋼殼機帆船，避風抗浪能力大大增強，“已經很少聽說有沉船事故了”。然而強大的鋼殼機帆船所行駛的這片湖面，卻早已不是當年的“黃金水道”。
唯一永恒的，是昌江至鄱陽湖間，水底那些一路散落的碎瓷——可能隨便撿一塊都是明代的，還有鄱陽湖底埋藏數(shù)百年的整船整船瓷器，在沙土和鵝卵石間靜臥，等待著不知年歲、遙遙無期的重見天日之時。
(來源：杭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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